三年多前，我離開了與他人共同創立的私募股權（PE）公司，並成立了今翊資本（Nexus Point）。 當時，有一些人問我為什麼要創建一家新的私募股權公司，我想藉此機會分享一下這背後的原因和動機。 首先是個人動機：我想重回我最喜歡的交易領域，尋找有充足發展前景的中型企業，並通過改善運營和實施變革性舉措創造企業價值。 此外，通過自有渠道達成交易，並與公司管理團隊建立強有力的合作關係，對我而言是件極富成就感的事情。 創建今翊資本讓我得以回歸私募股權這一投資方式，並享受其中的樂趣。
第二個動機是，隨著控股型交易的強勁增長，大中華區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市場，而控股型交易也正是我所專注的領域。 此前，控股型交易在大中華區一直被視為一個相對狹窄的投資策略。 根據金融數據供應商Preqin的數據，在2016年完成的私募股權交易中，控股型交易總額為74億美元，佔比僅8.5%。 在過去，中國宏觀經濟的飛速發展讓企業創始人能夠較為容易地獲得成功；與此同時，私募股權公司大多以成長型投資者的身份，持有被投公司的少數股權，而並不介意是否擁有企業控股權。 另外，聚焦中國的私募股權公司在改善被投公司運營，為被投公司創造價值方面經驗不足，再加上中國市場缺乏高級管理人才，以及獲得併購貸款難度相對較大，這些因素都限制了控股型交易在中國市場的增長。
而這些因素在近些年發生了變化，而且轉變速度正在加快，促使控股型交易（即投資者通過持有多數股權來掌控被投企業現金流和經營方向的交易）正在中國興起。 以下是我看好大中華區控股型交易的三個理由：
1.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加之創始人接班問題，使得創始人相比過去更願意讓出控股權
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達到6.1%。 儘管該經濟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依然名列前茅，但與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前十年超過10%的年增長率相比，已經相差甚遠。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和日趨成熟，勞動力成本和其他合規成本持續上升，進一步擠壓了企業的利潤率。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至2019年期間，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增速為11.4%。 同時，為減少企業為員工繳納社保的缺口，中國稅務局已對就業人員的收入進行監控，導致企業社保成本上升。 此外，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擴大了環境監控網路，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從而增加了許多行業的環保合規壓力。
在這種宏觀以及經營環境下，公司創始人紛紛意識到，企業不僅需要穩健的戰略，更需要經驗豐富的合作夥伴和一個能夠持續推動經營改善的團隊，以確保長期穩定的發展。 公司創始人之前所獲得的內部管理經驗和技能是經濟高速增長環境下的產物， 很難適用於當前的宏觀和經營環境。 因此，公司創始人更傾向於考慮與有能力為企業賦能的私募股權公司合作，甚至願意讓出企業控股權。 此外，上世紀80和90年代開始創業的一批企業家恰好步入退休年紀，他們中的許多人面臨著棘手的企業接班問題，因此願意將企業出售給投資者，而後者可以通過系統性方式繼續推動企業發展，並幫助企業從家族產業向更加制度化的企業轉型。
2. 中國的高級管理人才正不斷湧現
在過去，限制控股型交易發展的另一個原因是缺乏專業管理人才。 人力資源解決方案的領導機構萬寶盛華（ManpowerGroup）所進行的一項年度調查顯示，在中國，高級管理職位一直屬於最難填補的職位之一，2009年招聘難度位居第二，2013年位居第三。 而近年來，這種情況開始發生改變；2018年和2019年，高級管理職位在中國的招聘難度僅位列第六。 這表明高級管理人才資源有所提高。 通過學習跨國公司的先進管理經驗和理念、商學院畢業生的大量增加，以及中國國有企業的持續改革，都使得高級管理人才不斷湧現。 為此，私募股權公司不再因為缺乏人才儲備而難以對被投公司的管理團隊進行優化或補充。
3. 併購融資管道改善
儘管大多數中國境內的控股型交易是在沒有或僅獲得少量併購融資的情況下完成的，但在未來，隨著宏觀經濟增長繼續放緩，併購融資在推動私募股權投資回報中的作用將愈加凸顯。 近年來，從中資銀行和在華註冊的外資銀行處獲得併購融資的難度在不斷降低。 2015年國家對商業銀行管理指引進行了修訂，將境內銀行可提供的併購融資比例從50%提高到60%，有力地推動了併購貸款的增長。 據銀行間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境內併購貸款餘額為1.2萬億元人民幣，較2014年的4140億元人民幣有顯著增加。
基於上述原因，控股型交易毫不意外地在中國日益盛行。 交易總額從2016年的74億美元增至2019年的147億美元，占私募股權交易總額的近五分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凸顯了控股型交易策略的獨特優勢，該策略通過持續改善企業運營、優化交易結構以更好地抵禦衝擊和風險、更好地把控投資退出時機和方式，為企業帶來增值。 無論未來如何，我都深信隨著中國經濟在疫情后快速復甦，控股型交易策略憑藉其獨特的優勢，必將在中國蓬勃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