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前，我离开了与他人共同创立的私募股权（PE）公司，并成立了今翊资本(Nexus Point)。当时，有一些人问我为什么要创建一家新的私募股权公司，我想借此机会分享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和动机。首先是个人动机：我想重回我最喜欢的交易领域，寻找有充足发展前景的中型企业，并通过改善运营和实施变革性举措创造企业价值。此外，通过自有渠道达成交易，并与企业管理团队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对我而言是件极富成就感的事情。创建今翊资本让我得以回归私募股权这一投资方式，并享受其中的乐趣。
第二个动机是，随着控股型交易的强劲增长，大中华区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而控股型交易也正是我所专注的领域。此前，控股型交易在大中华区一直被视为一个相对狭窄的投资策略。根据金融数据提供商Preqin的数据，在2016年完成的私募股权交易中，控股型交易总额为74亿美元，占比仅8.5%。在过去，中国宏观经济的飞速发展让企业创始人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成功；与此同时，私募股权公司大多以成长型投资者的身份，持有被投公司的少数股权，而并不介意是否拥有企业控股权。另外，聚焦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在改善被投公司运营，为被投公司创造价值方面经验不足，再加上中国市场缺乏高级管理人才，以及获得并购贷款难度相对较大，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控股型交易在中国市场的增长。
而这些因素在近些年发生了变化，而且转变速度正在加快，促使控股型交易（即投资者通过持有多数股权来掌控被投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方向的交易）正在中国兴起。以下是我看好大中华区控股型交易的三个理由：
1.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加之创始人接班问题，使得创始人相比过去更愿意让出控股权
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6.1%。尽管该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但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超过10%的年增长率相比，已经相差甚远。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日趋成熟，劳动力成本和其他合规成本持续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至2019年期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增速为11.4%。同时，为减少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的缺口，中国税务局已对就业人员的收入进行监控，导致企业社保成本上升。此外，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环境监控网络，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从而增加了许多行业的环保合规压力。
在这种宏观以及经营环境下，公司创始人纷纷意识到，企业不仅需要稳健的战略，更需要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和一个能够持续推动经营改善的团队，以确保长期稳定的发展。公司创始人之前所获得的内部管理经验和技能是经济高速增长环境下的产物， 很难适用于当前的宏观和经营环境。因此，公司创始人更倾向于考虑与有能力为企业赋能的私募股权公司合作，甚至愿意让出企业控股权。 此外，上世纪80和90年代开始创业的一批企业家恰好步入退休年纪，他们中的许多人面临着棘手的企业接班问题，因此愿意将企业出售给投资者，而后者可以通过系统性方式继续推动企业发展，并帮助企业从家族产业向更加制度化的企业转型。
2. 中国的高级管理人才正不断涌现
在过去，限制控股型交易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专业管理人才。人力资源解决方案的领导机构万宝盛华（ManpowerGroup）所进行的一项年度调查显示，在中国，高级管理职位一直属于最难填补的职位之一，2009年招聘难度位居第二，2013年位居第三。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2018年和2019年，高级管理职位在中国的招聘难度仅位列第六。这表明高级管理人才资源有所提高。通过学习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理念、商学院毕业生的大量增加，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的持续改革，都使得高级管理人才不断涌现。为此，私募股权公司不再因为缺乏人才储备而难以对被投公司的管理团队进行优化或补充。
3. 并购融资渠道改善
尽管大多数中国境内的控股型交易是在没有或仅获得少量并购融资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在未来，随着宏观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并购融资在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回报中的作用将愈加凸显。近年来，从中资银行和在华注册的外资银行处获得并购融资的难度在不断降低。2015年国家对商业银行管理指引进行了修订，将境内银行可提供的并购融资比例从50%提高到60%，有力地推动了并购贷款的增长。据银行间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境内并购贷款余额为1.2万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的4140亿元人民币有显著增加。
基于上述原因，控股型交易毫不意外地在中国日益盛行。交易总额从2016年的74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147亿美元，占私募股权交易总额的近五分之一。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控股型交易策略的独特优势，该策略通过持续改善企业运营、优化交易结构以更好地抵御冲击和风险、更好地把控投资退出时机和方式，为企业带来增值。无论未来如何，我都深信随着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快速复苏，控股型交易策略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必将在中国蓬勃发展。
